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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富豪為什么喜歡做慈善?(一)

2021/06/22 12:07公益時報 朱睿 趙冠軍 李夢軍

  文| 朱睿 趙冠軍 李夢軍

  美國是全球慈善捐款最多的國家。美國施惠基金會發布的《2020美國慈善捐贈報告》顯示,2019年,美國個人、遺產捐贈、基金會和企業向慈善機構捐贈了約4496.4億美元。從長期數據來看,每個國家慈善捐贈總額占GDP的比重相對固定,美國在2%左右,新加坡在0.6-0.7%之間,中國在0.15%左右;慈善捐款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美國1.8-2.2%之間,英國0.7%,日本0.3%,中國在逐年上升,2017年是0.07%。2019年,美國慈善捐贈總額占GDP的比重為2.09%,人均捐款金額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1.86%,均遠遠高于其他國家。

  從組織形式來看,美國聯邦稅法將慈善組織分為兩類:公共慈善機構和私人基金會。其中基金會是美國社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美國最富有的慈善力量,截至2015年美國共有近9萬家基金會,總資產在國民經濟中占比約2-3%。

  今天,美國慈善事業的“產業鏈”已經相當完善:政府通過立法和稅收政策積極鼓勵社會參與慈善事業,鼓勵個人與企業向慈善機構捐款;慈善機構資助教育、衛生保健、社會服務、環保等各種公益事業;企業等營利機構通過設立自己的慈善機構或基金會等方式,把參與慈善事業回報社會作為一個成功企業的重要標志。政府、企業和慈善機構、社會服務組織相互協調,彼此獨立又合作,形成良性循環,共同解決社會問題。

  追溯美國現代慈善事業的起源,分析美國在財富積累的第一個黃金時期—19世紀末20世紀初,富豪們為何開始了大規模的慈善捐贈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這些富豪當時面臨著怎樣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與政府政策之間又有著怎樣的聯系?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他們開始大規模地進行捐贈?

  從過去200年美國經濟發展來看,美國的財富創造經歷了兩個黃金時期: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在這些創富時期通常會出現一種普遍現象,即經濟快速增長、機會多、大企業重組、技術進步帶動投資增長、企業競爭加劇,與此同時,社會問題凸顯,貧富差距加大,社會矛盾尖銳。

  如何解決這些社會問題是一個重要而棘手的議題。20世紀歐洲國家一大創新就是福利國家的形成。19世紀中期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導致貧富差距懸殊時,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完全對立,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思潮開始高漲,主要的解決之道是政府政策調節和扶持,福利國家由此產生。此時,私人公益事業可發揮的余地較小,大多數人認為,幫助窮人是政府的責任。

  而在19世紀末的美國,當貧富懸殊、社會矛盾激化時,美國卻先于政府的福利政策而出現了私人捐贈公益事業。20世紀初,美國已經存在了18家基金會,這些基金會的發起企業家是當時美國最富有的人,其富有程度如果按2006年美國的GDP來衡量的話,洛克菲勒最富有,卡內基位列第六,而身價820億美元的蓋茨則位列第五位。特別是卡內基,在他1919年去世之前,卡內基累計捐款3.3億美元,他的“擁巨富而死者以恥辱終”的名言更是啟發了包括蓋茨在內的一代又一代的富豪。他所創立的“卡內基基金會”通過商業化運作的方式歷經百年仍然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確立了美國現代基金會的基本模式。

  當時的美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經濟繁榮的背后是階級矛盾尖銳帶來的罷工和社會動蕩,政府不得不做出政策調整,開始對大企業、富豪進行打壓。面對社會輿論和政府改革兩方面的壓力,富豪們也不得不做出調整。企業家們一方面在思考如何更好地保護私有財產、處理財富分配問題,另一方面開始反思如何對社會有所貢獻,而不是消極地對抗壓力,最終決定嘗試以積極主動的態度回應環境的變化。

  富豪企業家所處的外部環境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經濟和社會關系變化形成了推動富豪捐贈的基礎要素

  (一)工業化推動城市化進程,人口高度集中,改變社會關系

  從南北戰爭結束到20世紀初的30年,通常被認為是美國企業家的“黃金時代”,也是美國趕超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的重要時刻。

  經濟上,美國完成了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美國的工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由1859年的37.2%上升到1889年的77.5%。到1894年,美國的工業產值已位居世界首位。到1900年,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國家,在煤炭、天然氣、石油、鐵礦石等領域都處于全球領先的地位,其工業產值比英國和法國的總和還要多。美國已經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鐵路網,擁有一個7600萬消費者的強大的內需市場。同時,在制造和技術領域還涌現了很多令人驚異的發明和進步,從1865年到1900年,美國誕生了64萬種發明專利。當時美國的技術創新水平已經趕超了英國和德國。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海外移民、農民迅速涌向了城市。1840-1890年間,美國人口數量翻了4倍,城鎮化水平穩步提升。1830年,只有6.7%的人生活在人口8000以上的城鎮中,到1920達到了44%。同時,教育水平也顯著提升,美國的文盲比例從1870年到1890年的20年間,從20%下降到13.3%。

  經濟的快速增長、技術的進步加劇了公司之間的競爭,公司重組催生了一批大型規模企業,社會關系開始改變,再加上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規模經濟效應明顯。隨著股份制、金融資本主義的發展,大公司越來越多地充當了創新者的角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巨頭是洛克菲勒、卡內基和摩根財團。來自商業、鐵路、金融等行業的巨頭們控制了立法部門、聯邦司法部門,以及美國參議院,企業對社會經濟的帶動作用愈發突出。

  (二)貧富差距拉大,財富高度集中,罷工頻發

  繁榮的背后,美國社會充滿了矛盾,社會動蕩不安。在工業化和都市化的過程中,美國社會的整體財富急劇增長,由19世紀40、50年代的1000萬-2000萬美元上升到了19世紀80、90年代的2億-3億美元。但從財富占比來看,財富的集中度和財富不平等狀況發展到了頂峰。

  社會學家查爾斯B斯鮑爾(Charles B Spaur)計算得出,1896年,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口擁有50%以上的財富,而44%的底層人口只擁有國民財富的7.2%。美國的財富集中在1906年左右達到頂峰,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可能已經擁有了全部社會財富的50%-60%。工人工資水平低,勞動條件惡劣,勞動事故頻發。同時,大批學齡兒童不能上學,能念完小學的不足1/3。1900年,在2900萬的工人中,10-15歲的人數竟達175萬。外來移民的境況更為惡劣,這些移民都聚居在條件極差的貧民窟中。19世紀90年代,在全美16個大城市中,1/10的人居住在貧民窟中,而在紐約市貧民窟居住人口居然達到了全市總人口的2/3。

  舉一個直觀的數據,19世紀80年代,威廉·亨利·范德比爾特(William Henry Vanderbilt)獲得1000萬美元的年收入成為美國首富;1900年,卡內基出售了自己正處于頂峰的鋼鐵公司,個人獲利2.25億美元;1907年洛克菲勒年收入達到1億美元。而且都不用繳納個人所得稅。而當時美國普通家庭的平均年收入還不足500美元。據紐約國際先鋒論壇統計,1880年美國的百萬富翁不足一百名,到1890年4092名,1900年突破5000,到1914年時達到了7000名。從1868-1912年,美國首富所擁有的財富從4000萬美元增加到10億美元(1912年首富是洛克菲勒),中等家庭收入從500美元增加到800美元。美國首富與中等家庭的收入比例不斷擴大,從80000:1上升到1250000:1。

  而且在這段時期,社會風氣極為敗壞。商業上企業狂征暴斂,造假、詐騙成風;政治上,官員貪污腐化,投機分子常常通過賄賂、收買操縱選舉與市政。據統計,1900年,光是美國參議院議員就有25名百萬富翁,立法機構則被嘲笑為“富人俱樂部”和“美元之家”。這種政治上的腐敗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

  同時,美國經濟也開始搖擺于繁榮與蕭條之間。19世紀的最后30年,美國經濟經歷了3次衰退與恐慌,企業倒閉,失業率飆升,暴力罷工不斷。據統計,僅1893年就有16000家企業倒閉。接下來的一年里,多達75萬名工人參加罷工,失業率高達20%。從1893-1898年,全美發生罷工7029起,平均每年1171起。隨后,工人組織,如美國鐵路聯盟和美國礦工聯合會、勞工聯合會迅速發展,成為抵制資產階級的重要力量。社會矛盾由此日益尖銳。

  (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發展,階級固化,激發社會矛盾

  在貧富差距不斷激化社會矛盾的同時,19世紀60-70年代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盛行更是將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發揮到了極致,民眾的反抗情緒一觸即發。社會達爾文主義把“優勝劣汰、適者生存”應用在社會學上,用這種弱肉強食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的發展規律和人類之間的關系。其中富裕階層與中產階層為該理論的最大受益者,他們既掌握了辯護自己財富的最佳憑證,又依托自身的經濟和政治話語權,將社會達爾文信條傳播至工人群體,以競爭為由激發工人群體自發上進拼命工作,從而將社會達爾文主義塑造為時代的社會規則,對大眾的社會生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在這一思潮的影響下,美國資產階級普遍認為,“擁有大量財富是神權的標志,救濟窮人或限制富人是對上帝意志的干擾”。他們強調通過自由競爭獲得個人成功,認為政府不應該進行干預。在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下,大量壟斷組織出現,政府對社會公共事業缺乏規范和管理,工人被持續剝削,階級矛盾不斷被激化,社會情緒在焦慮與悲觀間搖擺不定。

  (四)市場化媒體快速崛起,社會批評集中爆發,引起社會不滿

  可以說,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處于歷史性的大轉折時期。工業化使財富迅速集中到了少數壟斷資本家手中,工人農民的社會運動規??涨案邼q,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盛行又進一步加劇社會沖突。“進步主義者”群體營運而生,一大批作家和記者們開始公開揭露大企業和黑惡勢力。美國的新聞媒體,通常被認為是與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并列的第四權力,是美國歷史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19世紀30年代,隨著印刷技術的發展以及紙張成本的降低,面向大眾發行的報紙開始盛行。1833年,本杰明·戴創辦《紐約太陽報》,一改以往政黨報紙的風格,以大眾化為辦報宗旨,發掘了大批“普通人”讀者。1835年,第一份的便士報《紐約先驅報》在貝內特的主持下創刊。到19世紀70年代,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通訊技術的進步,美國大眾化的商業報刊發展迅速,獨立報業正式興起。從1880年至1900年,美國日報的數量從850家增長到了1967家,90年代,紐約市主要報紙的日發行量超過了30萬份,美國報刊業已進入全面商業化時代。

  商業化大眾報紙的興起使新聞媒介的性質發生了變化,他們開始從為權貴提供信息演變成為廣大消費者服務,其報道內容與觀念的變革,成為了“扒糞運動”的前奏。一些新聞記者開始關注和披露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揭露美國工人的困苦生活、市政府的腐敗行為,以及以洛克菲勒家族為代表的財團巨頭是如何通過巧取豪奪而發家致富、政府是如何予以縱容等黑暗內幕。他們追尋真相廣泛報道,起到了輿論監督的作用。

  除了新聞記者,以西奧多·德萊塞(TheodoreDreiser)和杰克·倫敦(JackLondon)為代表一批著名的暴露文學作家也加入到“黑幕揭發”之中。他們以自己的作品描繪了資本主義制度的黑暗,以及大公司與政府官員的貪婪與腐敗。以卡耐基、洛克菲勒家族為代表的財團巨頭被冠以“強盜爵爺”(RobberBarons)的綽號。

  黑幕揭發者及暴露文學作家批判的是貧富不均現象和富豪奢靡的生活方式,他們希望政府通過立法抑富濟貧,取得社會公正,向富人開征個人所得稅并降低關稅的呼聲越來越高。隨后,美國也出現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工人、農民運動的高漲給美國的傳統思想和價值觀帶了巨大的沖擊。1901年9月,美國總統威廉·麥金利遇刺身亡,美國民眾群情激憤,痛斥無政府主義,一時間美國人思想深處的各種焦慮似乎達到了高潮。

  二、政府行政干預建立了促進富豪捐贈的制度基礎

  隨著美國經濟和社會關系的變化,政府也不得不開始進行行政干預,為了平息公眾的憤怒,開始推動富豪進行捐贈,但行政干預的過程也經歷了較長時間的探索。美國人喜歡把自己的歷史追述到1620年,乘坐“五月花號”抵達美國的100多名清教徒為美國人立下了有如國學的兩大精神:奮斗和自治。這種自治精神使得美國人在建國后遲遲不允許出現大政府(羅斯福上臺后才改變),政府的權限被限制在一個狹小的范圍內,主要職能是提供法治和機會均等。而美國GDP超越英國,恰恰是在這種高度社會自治的模式下實現的。從傳統上說,美國政府領導人大多不愿意讓聯邦政府過多地干預企業,他們更認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理念。

  然而,到了19世紀后期,當小企業、農場和勞工運動,以及媒體要求政府出面為他們調停時,這種態度才開始變化。激烈的社會沖突、動蕩的現實讓很多人擔心美國可能會爆發一場階級戰爭,擔心美國的民主制度能否幸存下來。美國統治者開始反思,社會自治并不意味著政府無所作為,恰恰相反,政府可以通過立法做更多的事情。于是美國政府開始出臺一系列舉措,包括反壟斷、向富豪征稅等,希望通過溫和的制度修補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統治秩序。

  (一)政治改革、反對腐敗,推動公正正義、改變政商關系

  人口和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這個階段卻也成為美國歷史上腐敗最嚴重的時期之一。財富集團實現了對官僚集團的收買和控制,弱勢群體的權益無從保障。

  1881年,加菲爾德總統被求職未成的公民槍擊身亡后,社會開始集中抨擊腐敗現象,催生了1883年通過的《彭德爾頓法》,要求改革文官制度。與此同時,經濟危機引發了大規模工人運動,促成反腐敗法律和機構的快速出臺與建立,徹底改變了原來的政商關系。

  麥金利總統遇刺后,身為副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臨危受命就職總統,成為政府通過行政干預緩和勞資矛盾的先驅。后人在評價他時,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羅斯福第一次使聯邦政府在大規模的勞資沖突中不站在親資方的立場上,而是采取了中立的態度,并通過調節巧妙地結束了1902年長達160多天的煤礦工人大罷工。作為共和黨中的改良派,羅斯福認為理想的政府應是國家經濟力量中各種矛盾、尤其是資本與勞工的仲裁者,政府應該保證公正地對待每一方。他最喜歡引用的一句諺語是“柔聲細語加手持大棒”(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他在任期內大力使用總統職權,手舞大棒對壟斷財團勢力進行了打壓和限制,加強聯邦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推動立法保護環境、保障勞工利益以及保護食品安全,其政治理念及強勢作風推動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席卷美國的進步主義運動,更是加速了美國改良主義進程。

  (二)出臺反壟斷法,重拳出擊反托拉斯

  19世紀末,美國出現了嚴重的壟斷現象,特大型托拉斯(Trust)壟斷企業標準石油公司、美國鋼鐵公司與美國煙草公司橫空出世。1900年壟斷企業占有了50%的紡織品生產、54%的玻璃生產、60%的印刷和造紙生產、72%的釀酒生產和81%的化工、84%的鋼鐵生產。洛克菲勒在1870年創建的標準石油公司到到1904年控制了85%的國內石油貿易和90%的石油出口。企業托拉斯的形成,一方面給壟斷資本家帶來超額利潤,另一方面卻破壞了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導致中小企業主、農場主的破產和廣大勞動群眾生活的惡化,從而激起了群眾性的反托拉斯運動的高漲。

  為了緩和社會矛盾,1890年美國聯邦國會通過《謝爾曼反托拉斯法》。該法主要為禁止限制性貿易作法及壟斷貿易的行為,是世界上第一部反壟斷法。隨后,1914年美國又頒布了《克萊頓反托拉斯法》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這三部法律構成美國反托拉斯法的主體。在隨后長期的司法實踐中,美國反托拉斯法的理論和實踐不斷完善,反壟斷法也成為推行政府經濟政策、保護經濟正常運轉的強有力的手段。反壟斷法的實施標志著美國政府從自由放任政策轉向國家干預經濟和聯邦政府權力的擴大。

  其中,分拆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公司,就是一個經典的反壟斷案例。1901年西奧多·羅斯??偨y發起了一項針對標準石油公司的調查。1902年一個叫艾達·塔貝爾的人開始在《麥克盧爾》雜志上長篇連載文章,公開抨擊標準石油公司的黑暗,引發了公眾的關注和聲討。洛克菲勒被理解成一個無情的貪婪的鱷魚,借助體量肆無忌憚的從事著壟斷行為,榨取美國公眾與石油業的利潤,破壞了美國人引以為豪的商業公平競爭。經過歷時6年之久的訴訟,最終在1911年,美國最高法院判決,依據《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標準石油公司是一個壟斷機構,應予拆散。根據這一判決,標準石油公司被拆分為34家地區性石油公司。此后,全球石油行業不再一家獨大。

  (三)向富豪征稅,同時鼓勵慈善捐贈

  從1873年到1912年的40年間,是美國經濟高速發展、社會財富迅速積累的時期,同時也是貧富急劇分化、社會不公現象層出不窮的時期。期間,美國人享受到了不交所得稅的快樂時光?;仡櫭绹惙ǖ淖冞w,可以看到美國從1776年獨立后到1861年南北戰爭爆發,85年期間沒有征收過個人所得稅。因為美國殖民地獨立的原因之一就是為了反抗向英國納征稅,民眾對政府征稅有著天然的反抗情緒。直到今天,怎么向國民征稅仍然是美國總統的一大政治難題。

  1789年,美國頒布實施了聯邦憲法,第一條就與稅收有關。即,“國會有權課征直接稅、關稅、輸入稅和貨物稅”,目的是“以償國債,提供合眾國的共同防務和公共福利”。憲法明確規定美國州際之間的商業貿易沒有關稅,整個國家是一個統一的聯合體。此后直到南北戰爭,美國聯邦政府的實際財政來源只有關稅,也就是只有外國的商品進入美國才需繳稅。稅和普通人無關,百姓沒有供養政府的義務。

  1862年,因為南北戰爭美國第一次開征所得稅。當時的林肯政府決定向年收入達到600美元的富裕家庭征稅,稅率是收入600美元到10000美元者3%,10000美元以上者5%,最高10%封頂。戰爭后,有人起訴政府征收所得稅違憲,1872年,執行了十年的所得稅征收被廢止。從客觀上,這種稅收政策使美國企業和富人獲得了快速發展,也給歐洲工業品進入美國設置了貿易保護壁壘。

  1913年,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開始了稅收改革,主張在降低進口關稅的同時增加所得稅以彌補政府的財政損失。新的稅法規定,所有進口商品的平均稅率從37%下降到27%,年收入超過3000美元者繳納所得稅,稅率為1%,已婚者減免1000美元的稅基,收入超過50萬美元的最高稅率為7%。由于伴隨著各種稅收籌劃方式,幾乎99%的人免繳所得稅,征稅對象主要是富人。隨著一戰的爆發,所得稅擴展到了所有人,而富豪的起始稅率卻變得奇高。據統計,1916年公布的百萬富豪收入稅高達65%,比一般富裕人士高出將近35%,在1918年達到了77%的峰值。由此,中低收入者暫時享受到了劫富濟貧的稅收政策。

  在向富人征稅的過程中,所得稅并不是唯一能調解貧富差距的工具,遺產稅也算是其中之一。美國現代遺產稅起源于1916年,規定人死后其名下所有的財產若超過5萬美元超過的部分要交遺產稅,遺產稅率從1%到10%。遺產稅應在人過世后12個月內交納,晚交的要額外付6%的罰款。這個1916年稅法成為后世美國遺產稅的基礎,確立了遺產稅的基本原則。

  除了向富人征稅,美國還是較早給與慈善以稅收優惠的國家,通過稅收激勵制度鼓勵慈善捐款。美國在聯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稅法中都存在對慈善活動的稅收激勵制度:一是對有資質的慈善組織的稅收豁免;二是對慈善捐贈的稅收扣除和稅收抵免。早在1909年的相關稅法中就對慈善企業的消費稅進行豁免;1913年在所得稅法中規定了對從事以慈善活動為目的的組織享有稅收豁免的資格;1917年,國會通過了第一部針對基金會的法律《1917年稅法》,規定捐贈可用來抵稅,最高達15%,借此鼓勵民眾捐贈行善。同時確定基金會受美國國稅局監督,防止基金會對美國政治施加影響。隨后在1918年、1921年、1935年稅法中增加了對慈善目的、慈善種類和慈善組織資格限制的要求。目前,美國個人所得稅可抵稅比例維持在60%,企業為25%。

  由此,美國相關稅制經歷了從無到有、不斷充實的發展過程,如今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上個人所得稅制最為發達的國家。稅收政策也是美國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晴雨表。根據聯邦稅務總局(IRS)的統計數據,美國是直接稅(個人所得稅為主)占比最高的國家之一,高達55%。同時由于慈善與稅收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美國一直將稅收優惠制度作為培育和監督慈善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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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總體來看,隨著技術經濟的迅猛發展,當時的美國出現了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貧富差距加大、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階級矛盾凸顯。與此同時,獨立媒體的涌現以及社會思潮的覺醒,更是加劇了社會矛盾。為了應對不穩定的政局,政府出臺一系列的行政干預,包括出臺反壟斷法,開始對富人征稅等,這些外力無疑對當時的富商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當然,這些富豪并非沒有反抗。比如,1904年辛克萊的《屠場》揭露的食品安全問題,引發了羅斯福政府的大規模調查,從而推動了1906年美國第一部《食品和藥品法》的頒布。但在那之前,美國前幾任總統都注意過藥品和食品安全問題,強大的企業勢力都以各種理由成功地阻擾了相關法律的通過。還有在1913年新稅法頒布之前,1894年曾經有過一次向頂級富豪征收永久性收入稅的討論,但遭到了身為國會議員的百萬富翁的強烈抗議而夭折。

  即便如此,社會批判的集中爆發、政府的持續干預,也引起了一批有遠見的富豪們開始反思。到底該怎么做才能讓他們基業長青?才能與社會更和諧的共存和發展?這樣的反思引發了一批企業家開始投身公益事業,試圖改變當時的社會環境。這些富豪的在當時背景下的具體做法,我們會在《美國富豪為什么喜歡做慈善?(二)》中闡述。

  (注:朱睿,長江商學院市場營銷學教授、社會創新與品牌研究中心主任、EMBA項目學術主任;趙冠軍,《公益時報》社總編輯;李夢軍,長江商學院社會創新與品牌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發表時略去原文注釋若干。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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